黑胎瓷與所謂“哥窯”

  由于受自然審美意識的支配,人們在瓷器發(fā)明后的相當漫長的歲月里,一直對青瓷情有獨鐘。尤其是金玉滿堂卻欲壑難填的統(tǒng)治者,還常常用青瓷來點綴他們的奢靡生活。這一歷史至遲在三國中期便已肇端。五代以前各地主要以土貢方式向朝廷進貢瓷器,所以各類瓷器但求精美,而在制作上并未受到朝廷的嚴格規(guī)范。五代時期,隨著地方政府頻繁地以特貢方式進貢瓷器,統(tǒng)治者對瓷器的主動或被動的關(guān)注程度也不斷上升。相傳,后周皇帝柴榮在位時,掌管窯務(wù)的官吏向他請示擬燒瓷器的顏色,他批示道:“雨過天青云破處,這般顏色作將來。”假設(shè)確有其事,但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,制瓷技術(shù)絕不可能以人的意志為轉(zhuǎn)移而在一夜之間躍升為另一種十分理想的新工藝?脊刨Y料也表明,在五代晚期的青瓷制品中,尚未出現(xiàn)施天青釉的品種。北宋中期以后,越窯開始衰萎,朝廷便將目光轉(zhuǎn)向北方窯口,命令汝州燒制“青窯器”,包括耀州窯在內(nèi)的北方青瓷窯場因此而更趨繁榮。這個時候各窯所燒的青瓷,主要仍是類越的透明釉品種。然朝廷對青瓷生產(chǎn)的重視,加速了新工藝的孕育,終于在北宋晚期的“政和間”朝廷親自立窯燒瓷時,成熟的“雨過天青”釉色的瓷器應(yīng)運而生了。這類青瓷中釉層乳濁而不開片者,成為帝王貴族的最愛。宋室南遷時,北宋官窯的制瓷技術(shù)也隨之傳入江南,從而拉開了多姿多彩、絢麗輝煌的南宋官窯的歷史帷幕。

與北宋官窯一樣,南宋官窯的發(fā)展也經(jīng)歷了地方政府受命燒造和朝廷掌窯制瓷兩個階段,即南宋官窯由州府一級的官窯和朝廷的官窯兩部分組成。據(jù)《中興禮書》和《負暄雜錄》等古籍記載,南宋時期州府一級的官窯有越州府(后改為紹興府)監(jiān)控的余姚官窯,平江府督燒的平江官窯,臨安府管轄的內(nèi)窯以及續(xù)窯、烏泥窯,而朝廷設(shè)立的官窯惟有郊壇下官窯一座而已。南宋前期,宮廷用瓷主要由州府一級的官窯供給;南宋后期,郊壇下官窯承擔(dān)了御用瓷器的燒制任務(wù),同時,州府進貢的瓷器則成為宮廷用瓷的重要補充。從已發(fā)現(xiàn)的余姚官窯和郊壇下官窯看,南宋宮廷用瓷中的乳濁釉青瓷,在南宋初期至中期的半個多世紀里,出現(xiàn)了由單層釉和淺灰色胎轉(zhuǎn)為二層或二層以上釉和深灰色或黑色胎的變易,導(dǎo)致這種現(xiàn)象產(chǎn)生的惟一理由是黑胎襯托下的乳濁釉更具有碧玉的質(zhì)感。當郊壇下官窯生產(chǎn)這類碧玉般的青瓷時,浙南山區(qū)的龍泉窯亦成功地?zé)屏孙L(fēng)格相同的黑胎乳濁釉品種,其產(chǎn)地在大窯、溪口等處。筆者在大窯考察窯址時,曾兩次見到黑胎瓷殘片,釉層滋潤而不開片,做工極精,但為數(shù)甚少。溪口窯址遺存的黑胎瓷殘片數(shù)量較多,釉面普遍開片,總體質(zhì)量略遜于大窯的同類產(chǎn)品。過去,人們認為龍泉窯的黑胎瓷是仿郊壇下官窯的制品,并被排斥在南宋官窯范疇之外,如今看來,龍泉大窯、溪口等地,實為受處州府監(jiān)控的龍泉官窯所在,它燒制的黑胎瓷洵屬“縣官未嘗見”的宮廷用瓷。

龍泉窯黑胎瓷就像其他州府一級的官窯產(chǎn)品一樣,進貢所剩的便被高價出售,故在南宋都城臨安及富豪麇集的揚州等地的遺址中都曾出現(xiàn)過龍泉窯黑胎瓷的倩影。1997年1月17日,筆者在日本鐮倉考古學(xué)研究所參觀時,手直樹所長陪我進入標本庫觀看了鐮倉時期都城遺址出土的數(shù)以萬計的陶瓷殘片,其中有許多南宋晚期至元代的龍泉窯青瓷碎片,素面的、貼花的、刻劃花的、印花的皆有,質(zhì)量很高,然僅見一件黑胎瓷茶托殘片,其余的均為白胎瓷。由此可知,龍泉窯黑胎瓷的價值頗高,它在外銷瓷中所占的比例極小;蛟S有人認為官窯瓷器是絕對不可能作為商品出售的,因而龍泉窯黑胎瓷不屬于官窯范疇。但是,古籍清楚地記載著北宋官窯——汝窯產(chǎn)品“惟供御揀退,方許出賣”,甚至連宮廷儲存的御用瓷器亦可“估價出賣”。出土資料則表明,官窯(尤其是州府一級的官窯)制品不僅少量地以商品形式流入權(quán)貴紳士之手,而且還被遠銷到亞、非各地。埃及開羅南郊福斯塔特(Fustat)出土的定窯“官”款白瓷殘片,印度尼西亞勿里洞島海域唐代沉船中遺存的“進奉”款白釉綠彩盤,都是這一史實的無可辯駁的鐵證。所以,不能因龍泉窯黑胎瓷曾偶爾徜徉于宮廷之外而抹殺它的官窯屬性。

有關(guān)龍泉窯黑胎瓷的另一個混淆是非的問題便是所謂“哥窯”的傳說!案绺G”之名源于“哥哥洞窯”,它本與龍泉窯毫無關(guān)系。最早述及“哥哥洞窯”的是元人孔齊的《靜齋至正直記》,該書記載“哥哥洞窯”的產(chǎn)品“絕類古官窯”,這說明此窯所燒器物是完全仿照宋代官窯瓷器的。在明初成書的《格古要論》中,“哥哥洞窯”已被簡稱為“哥窯”。至于“哥窯”的地點,明人高濂的《遵生八箋》說在杭州鳳凰山下,明人王士性的《廣志繹》之記載與此相同。1996年,人們在杭州鳳凰山發(fā)現(xiàn)了一處燒制黑胎青瓷的古窯址,據(jù)筆者考證,該窯正是元人孔齊記述的“哥哥洞窯”。從窯址廢棄物的情況并結(jié)合文獻記載看,“哥哥洞窯”在元末燒制“土脈粗燥,色亦不好”的瓷器時,其衰亡的喪鐘已經(jīng)敲響。大約過了一個半世紀,人們將“哥窯”與龍泉窯牽扯到了一起。明人陸深,為弘治十八年進士,嘉靖十六年任太常卿兼侍讀學(xué)士,卒于嘉靖二十三年(1544)。他在《春雨堂隨筆》中寫道:“哥窯淺白斷紋,號百圾碎。宋時有章生一、生二兄弟,皆處州人,主龍泉之琉田窯。生二所陶青器,純粹如美玉,為世所貴,即官窯之類。生一所陶者色淡,故名哥窯!奔尉杆氖辏ǎ保担叮保┚幊傻摹墩憬ㄖ尽吩疲骸褒埲h南七十里曰琉華山……山下即琉田,居民多以陶為業(yè)。相傳舊有章生一、章生二兄弟二人,未詳何時人,主琉田窯造青器,粹美冠絕當世。兄曰哥窯,弟曰生二窯!奔尉杆氖迥辏ǎ保担叮叮,郎瑛在《七修類稿續(xù)稿》中對“哥窯”作了這樣的敘述:“哥窯與龍泉窯,皆出處州龍泉縣。南宋時,有章生一、生二弟兄,各主一窯。生一所陶者為哥窯,以兄故也。生二所陶者為龍泉,以地名也。其色皆青,濃淡不一。其足皆鐵色,亦濃淡不一。舊聞紫足,今少見焉。惟土脈細薄,油水純粹者最貴。哥窯則多斷文,號曰百圾破。龍泉窯至今溫、處人稱為章窯!贝撕蟾鲿舱劶褒埲案绺G”的,或繁或簡,均為鸚鵡學(xué)舌,并無什么新意。若將上面三條記載加以比較,便可發(fā)現(xiàn)疑竇。在《春雨堂隨筆》的記載中,章氏兄弟為“宋時”人;生二所燒青瓷的價值,高于“哥窯”產(chǎn)品,屬“官窯之類”;“哥窯”的定名,是由于“生一所陶者色淡”,而不是因生一為哥哥的緣故。《浙江通志》的記述,簡約而含糊,既“未詳”章氏兄弟為“何時人”,又不提起“哥窯”與“生二窯”產(chǎn)品的特征,還把“兄”與“哥窯”聯(lián)系了起來。《七修類稿續(xù)稿》的文字雖比《春雨堂隨筆》和《浙江通志》詳細得多,但在內(nèi)容上卻出現(xiàn)了很大的變化——“宋時”寫成了“南宋時”;“主琉田窯”變成了“各主一窯”;“生二窯”改成了“龍泉窯”;生一掌燒的窯之所以叫做“哥窯”,不是由于所燒青瓷的釉色淡,而是因生一為兄之故。以上三部在嘉靖四十五年前短短的數(shù)十年間編撰成的書籍對“哥窯”描述的這種差異,反映出這些筆錄沒有紀實性,倒有明顯的臆測和杜撰的成分。洪武二十一年(1388)成書的《格古要論》的“古龍泉窯”條中,只字未提“哥窯”;《新增格古要論》的“古龍泉窯”條中,文字有所增加,說法也具差別,然仍不見“哥窯”的一鱗半爪;在弘治七年(1494)完稿的《菽園雜記》所轉(zhuǎn)錄的《龍泉縣志》關(guān)于龍泉窯的詳細記載中,也絲毫不見章氏兄弟的蹤影。由此可見,龍泉境內(nèi)根本就沒有所謂的“哥窯”。龍泉古窯址的考古資料亦充分地證實了這一點。

那么,龍泉“哥窯”是誰編造的呢?據(jù)刊于明崇禎十年(1637)的《天工開物》記載,龍泉“哥窯”之名當為“古董行”附會而成。明代中晚期人們?yōu)楹我鲞@種移花接木的事呢?我認為原因有三點:(1)南宋龍泉官窯黑胎瓷的釉面特征與杭州鳳凰山元代“哥哥洞窯”早、中期的產(chǎn)品非常相似,這類瓷器流傳到明代,世人已難辨彼此,故只得以“哥窯”稱之。(2)至明代中晚期,“哥哥洞窯”已倒閉150多年,荊棘遍布、雜草叢生的窯場廢墟早已被人遺忘,此時,曾燒制過黑胎開片瓷器的龍泉窯尚在生產(chǎn)商品瓷,這便引導(dǎo)擁有或喜愛黑胎青瓷的人朝浙南山區(qū)追本溯源。(3)明代景德鎮(zhèn)等地的窯口大量燒造仿“哥哥洞窯”制品的開片瓷器,它們在當時被統(tǒng)稱為“哥窯”瓷器,但這些瓷器的外觀特征與南宋龍泉官窯和元代“哥哥洞窯”的黑胎青瓷截然不同,于是,古董商和部分鑒賞者自然而然地把“哥窯”這頂桂冠戴到了龍泉窯頭上。時至今日,理應(yīng)徹底擯棄龍泉“哥窯”這一雖神奇動聽卻子虛烏有的編造的故事,還龍泉官窯以固有的重要的歷史地位,而不能再以訛傳訛、貽誤今人和后人了。王巍在《考古》2003年第8期《出云與東亞的青銅文化》一文說,日本彌生時代出土的銅劍、銅矛和銅鐸的祖源都可以追溯到中國的黃河流域,它們首先被傳播至遼寧地區(qū),形成了以遼寧式銅劍、銅斧和粗紋銅鏡為代表的銅器組合和獨特的風(fēng)格。隨后,它們被傳到了日本列島。開始它們都被用作實用器具,后來,銅劍和銅矛、銅戈相繼大型化,演變成為祭祀用具。出云地區(qū)荒神谷和巖倉的青銅器窖藏便是這一階段的產(chǎn)物和例證。

對于它們的產(chǎn)地,相對較為復(fù)雜;纳窆冗z址出土的銅矛很有可能是在九州北部制造的。銅劍有可能是在出云地區(qū)制作的,但這只是推測。銅鐸有可能是來自锏鐸制作和使用的中心——近畿地區(qū)。

作者還說,將出云地區(qū)青銅器埋藏與中國境內(nèi)發(fā)現(xiàn)的上述青銅器窖藏相比較,不難看出,其與黃河流域的窖藏差別較大,而與湖南一帶的窖藏較為接近,特別是與湖南盛行的大型銅鐃的埋藏相比,兩者不僅在埋藏的位置方面較為接近,而且銅鐸和銅鐃都是形體逐漸增大,作為響器的功能逐漸喪失,演變成為純粹的祭器。當然,兩者之間年代相差上千年,不可能存在直接的關(guān)系,兩者的相似性應(yīng)當由于相似的信仰或觀念所至。